【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5月05日訊】歐盟執委會3月發布《工業加速器法案》，雖然採取國別中立表述，但針對市場占有率及技術轉移的條款，被視為精確瞄準中國的戰略產業。這引發中共的不滿和抗議。
歐盟近期推出《工業加速器法案》IAA，當中最受關注的條款，是規定超過1億歐元的外國直接投資，且產業占全球產能40%以上的企業，將面臨極高准入壁壘。投資者必須與歐盟企業分享核心技術、僱用至少50%的歐盟員工，並在歐盟境內設立研發中心等。
4月27日，中共商務部發言人指責歐盟此舉對外商投資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四大新興戰略行業，設置了諸多限制性要求，並在公共採購和公共支持政策中設置了「歐盟原產」的排他性條款，構成嚴重的投資壁壘和制度性歧視，並威脅如果歐盟執意推動，中共將進行反制。
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當天與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穆勒會面時，也要求歐盟「調整不當條款」。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中歐衝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國的國家主導型產業政策，與歐盟日益強化的經濟安全與產業防護機制，正在逐漸的正面碰撞。在全球產能集中化與供應鏈安全焦慮升高的背景下，使競爭從市場層面轉向制度與規則層面的對抗。 」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指出，中國所謂的「新三樣」，電動車、電池與光伏，全球產能均超過40%，IAA條款顯然是為此量身定做。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首先，它會衝擊到出口補助路徑。中國過去靠著國內巨額的補貼生產，低價傾銷的全球模式，在歐洲會碰牆。第二，倒逼中國的企業出走。在中國的企業，如果要保住世界上最大的歐洲市場，必須在歐洲直接投資，把生產基地搬去歐洲。這會導致中國國內出現一個產業空心化。第三，當這些企業必須把生產線、研發中心搬到成本比較高的歐洲，中國企業引以為傲的過去低廉的成本優勢，就會被迅速的消耗掉。」
黃大衛認為，IAA法案，標誌著對等的政治經濟模式的全面回歸，是歐盟對中共過去「以技術換市場」的「規則反轉」。
黃大衛：「中國企業正面臨一種奇怪的命運，它們在北京的保護下所謂壯大，但必須在海外市場面對由於自己親近北京，而要承擔的這種扭曲的規則。同時又增加一個政治內耗，如果中國企業拒絕轉移技術，就進不了市場。要是轉移技術的話，北京可能對它們進行處罰，同時它們也可能失去核心市場競爭力。僱用成本也會增加，50%歐盟員工的比例，意味著中國的壓榨老百姓的方式在海外是不可以複製的。」
歐盟近年密集推出《外國補貼條例》（FSR）、《國際採購工具》（IPI）和《工業加速器法案》（IAA），都被定義為「防禦性」工具。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多次講話中指出，歐洲必須擁有能應對不公平競爭的法律工具，但這是為了恢復公平競爭，而非實行保護主義。
黃大衛：「這不算是一個報復，應該算是一個晚來的，遲來的系統校正。外貿總協定，現在叫WTO，它本質就是國際貿易的對等、公平、互惠。簡單說一句話，就是你怎麼對我，我怎麼對你。」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認為，歐盟推出IAA，實際上是對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一種結構性制衡。但更深層的衝擊，在於這類政策可能引發的示範效應。
孫國祥：「如果歐盟模式被印度、美國、東協或其它市場仿效的話，中國企業將不只是面對關稅問題，而是面對一整套由投資、審查、產地要求、技術轉移、供應鏈安全與就業政治組成的新型制度圍欄。這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全球擴張後所遭遇的反作用力。 」
孫國祥說，長期來看，這可能會倒逼中共調整依賴外需的模式，轉向內需驅動與高附加價值的升級，但轉型壓力將對中國經濟穩定構成挑戰。
編輯/王子琦 採訪/易如 後製/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