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10月12日訊】最新調查顯示，在華日本企業數量，降到有史以來最低，近兩年 有超過四千家企業撤離。專家認為，這並不是暫時收縮，而是結構性轉折。中國經濟放緩、內捲競爭、地緣政治風險，加上不斷擴大的國安化經商環境，都讓日企重新評估對中的投資。
日本帝國數據銀行（Teikoku Databank）近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在華營運的日本企業數量同比減少22%，僅剩10,118家，為2010年開始統計以來最低，比2012年峰值下降約三成。
2024至2026年間，有4,137家日本企業撤離中國市場，創歷史新高；同期，卻只有1,221家通過設立子公司、工廠或代表處等方式進入中國，為新冠疫情期間以外最低水平。退出的企業遠多於新進企業。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表示，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市場對日本企業的吸引力正在減弱。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過去日本企業進入中國主要是兩本帳，一個是『生產帳』，中國成本比較低，配套比較齊全，可以生產後再出口其他國家；另一部分是『市場帳』，收入增長，人口基數比較大，消費不斷擴大，可以在當地銷售。現在這兩本帳要重新核算。」
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增速已降至4.3%，低於官方4.5%到5%的全年目標，是三年多來最慢；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增長0.4%，固定資產投資下降7.2%，失業率升到5.3%。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表示，在華日企數量下降並非暫時收縮，而是結構性轉折。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撤離理由已經不只是成本上升，而是增加了關稅風險、地緣政治、台海風險、人員安全、關鍵礦物管制跟中國內需疲弱這些因素。中國經濟放緩持續，政治安全風險上升，那這個趨勢會更接近供應鏈與投資布局的長期再配置，而不是短期景氣循環而已。」
黃大衛也強調，中共不斷擴大的「國安化」經營環境，是日企難以準確標價的風險。
共同社統計，2014年《反間諜法》實施以來，至少17名日本人因涉嫌間諜活動等被拘，其中安斯泰來製藥一名高管去年7月被判處三年半徒刑。
今年5月，兩名富士電機日籍員工先後在大連被拘留和逮捕，中共指控兩人涉嫌違反稀土相關出口管制規定。
這些風險，也正在反映在日本企業的全球市場布局上。
日本摩乃科斯集團（Monex Group）專家柯爾（Jesper Koll）估算，東證指數成分企業來自中國的盈利占比，已從2020年的23%降至目前不到15%，來自美國的占比則從25%升至35%。
孫國祥認為認為，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大舉擴張」，轉向「縮減、重組和降低依賴」。
孫國祥：「日本企業轉向美國是為了貼近高利率或高利潤的市場，規避關稅跟政治風險。轉向印度是押注人口內需跟製造業政策，轉向東南亞則是利用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作為替代的生產基地，是所謂的China Plus One，或者是更進一步的China Plus N。」
眾多日本企業撤離之際，北京日前再次釋放「歡迎」訊號。
9月29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見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時表示，始終歡迎日本企業來華發展，共享市場機遇。
黃大衛：「這些日本企業是需要保持可以兌現的、可以落實的經營條件。同時歡迎投資之後這些法律法規是否清晰執行，是否穩定，市場競爭是否公平，還有問題就是地緣政治、反日情緒這東西是否可控，企業人員人身安全跟資產安全是否得到保證，這些才是決定這個資本會不會回來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黃大衛認為，日企一旦在其他國家建立工廠、培訓員工、驗證供應鏈之後，未來最佳投資就更容易落在海外。即使有個別企業回頭，也難再恢復到高度依賴中國的模式。
編輯/李明飛 採訪/駱亞 後製/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