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10月22日訊】隨著中國老齡化加劇、少子化與跨區域人口流動，空巢、獨居老人數量激增。「共享兒女」服務應運而生，透過有償陪護等方式，填補部分老人的照護需求。然而，這類服務市場有限，普通老人因經濟能力不足而難以負擔。分析認為，這背後反映出家庭規模縮小，養老負擔過重，以及公共養老服務未能填補缺口等結構性問題。
目前，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已超3.2億，面對沉重的生活成本、跨區域流動與少子化現實，許多獨生子女分身乏術，一種叫「共享兒女」服務應時而生。
「共享兒女」也被稱為「外包兒女」，是指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花錢聘請年輕人上門陪聊、陪下棋、陪過節或陪診等，單次服務收費約200至2,000元不等。江蘇南京、遼寧大連等地已有創業團隊提供這類親情陪伴服務。
然而，這類「親情外包」服務不僅缺乏統一規範，在老人財產安全等方面也存在隱患。對許多養老金有限的普通老人而言，服務費用更是一道門檻。蘇州一家團隊經營半年，只完成十幾筆訂單，總收入只有幾千元，遠沒能盈利。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指出，「共享兒女」的本質，不只是老人花錢購買陪伴，更反映出中國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在現實重壓下被迫瓦解。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它背後有三個結構原因：第一，人口流動改變了家庭結構；第二，家庭規模越來越小，養老負擔高度集中；第三，社會需要專業養老服務，但大部分家庭沒有支付能力，政府公共服務又沒能充分填補缺口。『共享兒女』看起來是補充家庭照顧，但他不能夠取代應該由政府和國家來承擔的養老社會保障義務。」
黃大衛分析，中國養老危機的核心在於經濟表面現代化，但社會保障依然處於原始狀態。
黃大衛：「年輕人既要承擔住房、教育、生活成本，還要負責養活數以億計的特權階級體制內的人，還要獨自承擔父母的養老責任。這是一個比奴隸社會還要難以接受的壓榨。它不單影響養老，還進一步影響全社會的消費、生育、整體經濟。同時，它也不是一個公平社會、現代化社會的基本情況。」
黃大衛指出，「共享兒女」表面上是一種商業服務，背後反映的則是大量社會資源向行政部門及體制內群體傾斜，而普通勞動者卻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權利與義務之間不平衡。
歷史學家、中國作家遇羅文：「因為中國是官本位的制度，就是你當官，所謂的公務員，是有一定的職位的，比如說你是局長，你的工資就成倍成倍的增加，退休金也是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不合理。」
歷史學家、中國作家遇羅文指出，中共體制公共保障缺位，製造了極其不公的養老金雙軌制，農民與普通職工被嚴重邊緣化。
遇羅文：「最慘的就是農民。中國一直是農業國家，農民佔了大多數，辛辛苦苦養活了全國的人，可是等到他們老了，卻拿不到退休金。你看農民一個月退休金才一百多塊錢。那些公務員退休了，一個月能拿上萬甚至一萬多，差距將近一百倍！所以中國在養老退休制度中，可以說是最不公平、最不合理、最失敗的政策。」
遇羅文表示，中共強制一胎化時，宣傳「政府來養老」，如今改為「養老靠自己」，把公共養老責任全數轉嫁給無力承擔的子女，不僅拖垮年輕人，更讓貧困老人陷入絕境。
遇羅文：「如果老年人的退休金很少，子女又沒有工作，那就相當困難了。尤其農村，老年人沒有什麼退休金，子女還要照顧老年人，等於他離不開這個家庭了，工作就簡直沒有時間，父母都需要照顧。我覺得這是政府給製造的災難。」
遇羅文表示，美國低收入老人可以透過政府福利獲得生活支持，養老不必依靠子女。
遇羅文：「還不僅這樣，你要是進老年中心，政府在那裡是管飯的，還有好多的護工為你服務。政府每個人每天給你要負擔的是140美元左右。那你想想一個月多少錢？你雖然有了將近1500的退休金，但是你還能享受老年中心的福利。所以老年人在美國是很幸福的。」
評論指出，中國許多老人生活沒有保障，而「共享兒女」也僅惠及有支付能力的人，無法治癒龐大的養老頑疾，卻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千千萬萬普通家庭在制度性保障缺失下的心酸與無助。
編輯/採訪/李韻 後製/鐘元